新病毒传播渠道都没搞清，慎言“可防可控”

武汉肺炎的威力正在逐渐发酵。截至1月22日19时，跨越十几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超470例，死亡9例的现实，让“可防可控”的这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变得复杂而严峻起来。

国家卫健委的最新表态是，新型肺炎病毒还存在变异可能。在今天（1月22日）上午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表示：专家研判认为，病例主要与武汉相关，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一开始三番五次公开强调，疫情“可防可控”，为何目前却闹到如此地步？这是因为病毒传染性太强，还是专家和职能部门太大意？

不管什么原因，有一点可以确认，我们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识，刚开始有点“轻敌”了。另一“轻敌”的表现是关于病毒传染性说法的不断变化：从最初的未见明显人传人，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再到如今的肯定会人传人。这些说法，会不会让人心存侥幸，麻痹大意了。

对于一次传染来源尚未找到，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治疗措施还无方案，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病毒还存在变异风险的疫情，有关部门事先就轻率地判断疫情“可防可控”，底气来自哪里？

从现有通报情况看，武汉第一例肺炎病例在去年12月中上旬就存在了，首次被媒体公开报道是去年12月31日上午的第一财经独家证实，被鉴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则是1月7日。如果在确认之前是因为出于科学谨慎而没有告知公众全部信息，还可以理解，如果已经确认了是新型冠状病毒，而且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还为了怕引起恐慌而遮遮掩掩，并轻易下可防可控的结论，就太不应该了。

一个患者传染了14位医护人员，说明传染性还是很强的；而且外地发病的人都是同武汉有关，说明早期并未恰当作好防控；目前有多例死亡案例，说明病毒有很大危险。对于这样一个新型病毒，其危害性和传染性，专家和职能部门应该比民众有更多认识更加警惕，在向公众通报情况时，应该更谨慎、不夸大、不隐瞒才对。

现在造成疫情大面积扩散结果，是不是跟当初这种草率判断有密切关系。比如，在疫情已经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情况下，武汉依然还按部就班地派送20万张免费旅游券，“邀约”市民和游客前往黄鹤楼等热门且封闭的旅游景点；还有当地社区组织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这些“放胆”活动，不能说跟“可防可控”宣传无关。虽然后来迫于舆情压力，当地官方取消或推迟了这些活动，但其大意和轻敌的心态可见一斑。

“可防可控”在医学上是指有预防措施来阻止疾病的发生，对已经发生的疾病有控制措施来阻止漫延。对于传染病来讲，防在前，是最好的控制传染病的措施。早期发现传染源才能及时进行管理，这对感染者个体及未感染的群体都很重要。传染病报告制度就是早期发现、控制传染病的重要措施，可使防疫部门及时掌握疫情，采取必要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防疫措施。

从一般意义上和理论上来说，一些急性传染病在现代医学面前都可防可控，但是这需要一定前提，那就是科学上对这种传染病的病毒可知，信息公开透明，应急机制上完善畅通。但如果遇到应急机制迟钝，信息闭塞，职能部门不能正确作为的情况，所谓可防可控就成为空话。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确实有一些客观因素，使疫情扩大蔓延，比如气候上刚好是冬春之交，病毒活跃；时间上遇到春节前夕，人口流动大；武汉又是九省通衢，交通枢纽，人口密度大，这都为疫情的控制增添了许多不利因素。更令人担心的是未被确诊的患者，他们来往于公共交通和公共区间，后果严重性不可想象。好在目前全国都动员起来，各方面都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这才是可防可控的正确方向。

面对重大疫情，如果有关方面轻率地“维稳”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这次新型病毒疫情没能控制住，也与这些轻浮的结论有关，这既麻痹了各地政府，也麻痹了民众。正如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所言，专家讲话不要人为误导，譬如有人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可治，但是否更要进一步解释How（如何），即怎么防、如何控和怎么治这个问题？

重大疫情面前，敬畏和爱惜生命是最大的政治。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不是靠喊空口号能实现的，也不是靠大胆和侥幸能过关的，我们要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常识，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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